AECOM副總裁蔣曉云博士解釋到，這意味著要把調查和修復結合起來才更為有效。相比化學和生物等，水文地質更為復雜(圖1)，只有把其調查清楚，才能修復成功并且經濟。同時，把調查和修復分開的結果基本上會造成調查單位和修復單位的互相指責。而且，土壤污染對人體健康接觸路徑的管控或者阻隔相對容易，但是地下水污染管控或治理就復雜得多，這也體現了水文地質的重要性。
根據美國國會所屬的政府問責局2005年報告，美國國防部確認有近6000個場地需要修復地下水。過去的10年多已花費了200億美元，其中空軍、陸軍、工兵、后勤和海軍分別負責2500、800、500、16和2000+個場地。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2013年報告顯示，美國國防部已經投資超過300億美元用于場地修復。由此可見，美國國防部為何對geology有如此深刻的認識。加上頑固的地下氯化溶劑DNAPLs，毫無疑問Hans Stroo博士所言是大量時間、人力、物力和財力換來的經驗教訓凝結而成。
這次會議中看似一般性的討論，卻也或多或少反映出我國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美國同行為什么這么關注我國土壤地下水修復呢?仔細想來，主要有兩個被廣泛翻譯成英文的數據：上一次土壤污染調查的“點位超標率”和美國高盛公司發(fā)布研究報告引用自我國國內的“從2014年至2020年，國內土壤修復市場規(guī)模可達6856億元。”現在看來，可以把千位上的6去掉了。自己都講不清楚或者不相信的東西，反倒被別人信以為真。
我國過去和當前的大部分土壤修復項目都是開發(fā)驅動的，把污染土壤挖走并圍堰把地下水抽走確實是最適合國情的方法，盡管費用相對高些，但是快速且不確定性小。由此，對場地水文地質重要性的認識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會同美國國防部有較大差異。
這里還不得不做另類反思。國內常有“歐美發(fā)達國家如何如何，所以……”，傳到國外，歐美同行恍然大悟：干了這么多年才知道我們原來是這樣的!我國發(fā)展和改革走到今天，可直接照搬的國外經驗越來越少了。我國的環(huán)境污染問題是許多發(fā)達國家不曾面對的，因此，不能拿國外不存在的東西來證明我們可能正確的思路和方法，而要始終堅持“四個自信”。
同時，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必須符合國情，還要意識到有一些覆轍可以避免重蹈，而有一些事情是成長過程中必須面對和經歷的。既然三個饅頭才能吃飽，就不能只盯著第三個。
近年來，非開發(fā)類土壤修復項目關注地下水的不多，或者關注得不夠。今年9月，清華大學環(huán)境學院教授李廣賀曾表示，我國地下水修復還缺乏標志性工程。
因此，今后國內會怎么看美國同行關于重視geology的建議，可能要等這一次土壤污染詳查完成，也可能需要更久的時間。
風險管控已作為《土十條》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重要原則被確立起來，不搞大治理和大修復，特別是針對尚無成熟經濟修復技術的污染耕地。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的土壤污染防治之路，就在十九大報告中那簡練的11個字里“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